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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妈妈,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

更新时间: 2016-10-23 阅读: 次

  直到很多年后,如果有人问起,我也只能说:“是的,我会弹琴。”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,会游泳、会写字、会说英语……

  会弹琴,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
  可惜一开始,妈妈并不是这么想的。

 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,从爷爷辈的第一代油田人建起它,到所有人在我十来岁时陆陆续续搬离,那里都是相同的模样。小镇自成一个“王国”,我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,在小镇医院出生,在小镇中间的幼儿园玩耍,然后从一样的小学读到高中毕业。

  所有人似乎都互相认识。

  “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”“人家慧子比贝贝小,都开始学琴了”……大概也就是这样的理由,足以支持妈妈做出“一定要让女儿学琴”这个决定。更何况,弹钢琴是多么“高贵”的一件事:“你看电视里,公主们在晚餐后总是坐在客厅的钢琴前面弹琴,穿着精致的大裙子,多美。”那年,《茜茜公主》的电影刚刚热播,存留在妈妈内心深处的公主梦,被描绘得倍加诱人,可在那个家里孩子还要为了吃饱饭而打架的年代,这些怎么可能实现呢?

  “我还记得自己上中学时,就为了能摸一下音乐老师那架脚踏的风琴,每节课之前争着抢着要去帮老师抬琴。多按了一下,心中就能幸福好久!”琴键上满溢着妈妈少女时期的梦。

  那年我四岁半,幼儿园肄业,被“夹带”进小学学前班,坐在小课桌前,脚还踩不到地面。妈妈29岁,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美好百元,家里存款两三千,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。

  句子迷妈妈说服爸爸,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共车去银川看琴,直线距离近100公里。那时候柏油路都还没修好,单程近四个小时,道路坑坑洼洼,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。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们又走过无数遍。

  “我当年真喜欢那个一万二的苏联进口的钢琴啊,你爸就在旁边劝,说借的钱太多,家里还要存钱买冰箱电视,就太困难了。”妈妈说。

  “我觉得我的琴已经很不错了。德国原厂的产线,晚几年就都国产了,远不如我的呢。”长大后我这样安慰妈妈。

  “嗯……也行吧。”

  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。春夏之交,窗外的阳光还蒙着春天连绵的沙尘暴过后的黄白色,爸爸和他七八个年轻的朋友轰轰闹闹地把一个巨大的、沉重的、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具抬上三楼。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,包裹层层打开,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,刺人眼睛。

 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:“贝贝,这是你五岁的生日礼物。你以后要好好学,听见没?”

  “嗯!”

  后来我明白,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——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,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

 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,是一些铁律: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,每晚七点到九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。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,从开始的音阶,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,全程监督。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,喝水一次,时间严格固定;弹错音会打手。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,每天最少两小时,几乎全年无休,重大考试、比赛前,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。

  十年周而复始,一直到我考完业余十级的考试。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,他们曾是我妈妈买琴的母亲动力。“这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嘛!”他们会这样自我安慰,只有妈妈带着我,一路考到我能考的最高级。

  “妈妈,为什么慧子她们都不学了,我还要学?”

  “这是你答应我的。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。”

  从90年代“学琴潮”开始,城市周末的大街小巷,太多太多的琴童在家长的带领下背着提琴(还好,没看到过背着钢琴的)和琴谱,像是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。

  不乏如郎朗父亲一样的家长,带着儿子背井离乡,租住在北京的小破房子里,就是为了儿子能在中央音乐学院找“最好的音乐老师”,考音乐学院附小、附中,从此走向“钢琴家”之路。当然,郎朗只是个例。

  “找个好老师,这太重要了!”作为高中老师的妈妈,从来就对此坚信不疑,“海顿教出了莫扎特,莫扎特教出了贝多芬。”

  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,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,自己都远谈不上专业,怎么教小孩呢?只有去市里。百公里的土路,单程近四个小时。

  银川的钢琴“专业课”每周一次,每次一小时。周日早晨七点整,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,为了省钱,只买一个座位,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。中午将近十二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,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,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,下午四点原路返回,晚上到家早已天黑。

  冬天好冷,常常开始上课了,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,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,手指在僵硬的弹奏过程中才慢慢恢复知觉。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,倒杯热水让这对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。

  夏天好闷,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车上,我满身都起了痱子。

  我很羡慕那些住在离老师家不远的市里的孩子,“他们条件真好啊!”母女俩总是如此感叹。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,我总是什么都想要——一切都那么好看、那么新鲜,但到头来也什么都没买。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:“学费一次50元,还有吃饭、来回车费,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内。”偶尔路过鼓楼的新华书店我们会去看看书、琴谱和磁带,只有和钢琴相关的,妈妈才会额外通融。

  很多年过去,在某个饭局上,有人说:“你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,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。简直是疯了。”

  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,可是转过身去,我莫名地就想流眼泪。

 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,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。挨打变得很频繁。后来我还问过爸爸,你为什么从来不进卧室看我弹琴?你不喜欢吗?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对我说:“太惨了,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!”

  伴随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,似乎这件“高贵”的兴趣爱好无法让任何一个人从中获得“轻松”与“喜乐”。常常伴随着的,是抽泣声和严厉的训斥声,每首曲子想过关都需要巨大付出。我被撕过琴谱,被打红过手,似乎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……爸爸偶尔劝两声,但多半都是沉默的,他当然也“救”不了我,我知道。

  有时候,妈妈也会很温柔——巴赫的曲子太难,考级又非要考,我学得太吃力,妈妈也会抱怨:“为什么会有人写出这么复杂又不好听的曲子。”两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“读”,好不容易弹顺了,都会觉得如释重负。

 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,每当有人问我:“你喜欢弹琴吗?”“喜欢”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。

  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、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?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。

 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,我会被反锁在家里,要完成当天的“任务”。有的时候只是锁一个晚上,寒暑假的时候会是一整个早晨或者下午。虽然寂寞,却是我难得的休闲时间。

  在闭锁的空间里,我弹五分钟琴,转悠五分钟,翻翻童话书,和自己说说话。电视是不敢看的,因为电视机会热;玩具也没什么好玩,拆来拆去不过就是那么几个。

  有那么一两个暑假,也有同学来找我,我没有钥匙出不去,她也进不来,两个小姑娘就坐在地上,隔着房门聊天。我不时看看表,提醒她:“你得回去了,我妈要回来了。”

  来外婆家过暑假的表哥们也会来找我,但只是为了拿我爸妈的“小霸王红白机”——他们在门口求我偷出来给他们玩,我爬上卫生间的洗衣机,打开卫生间高高的小窗户,把游戏机盒子艰难地递给窗户外面叠罗汉的两个哥哥,然后羡慕地看着他们离开。

  更多的时候,我只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发呆,看着外面偶尔飞过的鸟,和更少的人从家门口像是废墟一样的荒地上经过。沙尘暴吹过的时候,闭上眼睛,我总感觉自己听到了海的浪涛声。“沙漠的尽头就是大海呢!”

  我不止一次闭上眼睛,想象自己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,穿着公主的纱裙,听见真正的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。

  每一次在亲戚和朋友面前的“表演”,都会出大大小小的差错,我很紧张,我讨厌弹琴给别人听。

  每一次想要在小镇另一头的外婆家和表姐再多玩一分钟,都会被妈妈拉上自行车后座,满含着不舍和泪水离开。

  每一次被钢琴老师指责曲子出错太多或不够熟练时,就像负担了某种沉重的罪名。离开老师家的那一刻,我知道无休止的责骂又要开始了。极少数时候,在课上受到了夸奖,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妈妈的表情,如果老师关上门后,妈妈说:“今天还不错,但老师说的其他问题,你还是要注意……”这才代表我真的可以露出轻松的表情了。

  想来,这个过程我们都很辛苦,可哪儿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轻松获得的呢?

  “疯女人带着娃娃去银川学琴”的故事延续了五年,我家终于搬到了银川。考过六级,妈妈再也认不清愈发复杂的五线谱,我也不再需要她从头盯着我弹到尾。八级的曲子很好听,九级好难,十级我不太有把握……这些问题随着初中青春期的叛逆变得非常模糊。

  忽然有一天,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,明确地说:“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!”

  “太让我失望了!我觉得自己过去近十年的重心完全放错了位置。”妈妈无比惋惜,“女孩子学个艺术,多好!又轻松又温柔!”

  我的手太小,即便付出比正常孩子多达数倍的努力,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。“肖邦的九度都够不到,怎么学专业的?”这是我的“硬伤”。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,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——上音乐学院附中、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——那样的话,既不像妈妈学理科那么辛苦,又不像爸爸学文科那么枯燥。

 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“仓皇”地读了高中。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,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。

  高一时,一次我有机会在全校同学面前弹《悲怆》。下面很吵,所有人几乎都在聊天,对于我的曲子似乎毫无兴趣。我记得自己还化了妆,一直很紧张,感觉每一双眼睛都在批评自己,感觉总有某一个乐句我没有处理好。这种感觉很糟糕。

  事实上,那天难得地没有出错。

 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——

  “妈妈,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!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,晚上偷偷去弹琴,合唱团的师姐问我,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伴,我想去呢!”

  “妈妈,学校钢琴比赛,我进复赛啦。”

  “妈妈,钢琴比赛我被刷掉了……有个师姐弹了肖邦那首特别难的练习曲,好好听啊!”

  “妈妈,我在教会当了司琴。有人在教堂结婚,我弹了婚礼进行曲!”

  ……

  “妈妈,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,我好久没去了。”

  “妈妈,我想弹琴。”

 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,我忽然和以前的生活和解了。

 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——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,让我在往后学习文学、艺术、历史中,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;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,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;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,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,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。

  这种和解,或许也像我当初学琴一样,是无可选择的。可不和解又能怎样?我完全没法想象,抛弃了这段童年——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童年的全部——我会是什么样子。

  当我如此向妈妈“告白”的时候,她只是说:“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,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好傻。你会不会怪我?”

 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,我租的房子里一直没有钢琴。

  在过去的两年中,我只学会了一两首新曲子,是趁每年回家中秋节的那几天,断断续续学的。旧钢琴一直摆在新家的书房里,上面铺着雪白的蕾丝花布,琴身依旧闪着耀眼的黑色的光芒。

  我最后一次给外婆弹琴是大一的暑假,我弹了德彪西的《月光》,外婆说:“真好听,好温柔啊!”那时候她正饱受癌症的煎熬。

  我忘记最后一次弹琴给爸爸听是什么时候,大概去香港读书前,和他在厨房做饭的时候,我忽然跑回书房弹了我新学的曲子。厨房开着油烟机,我想他未必能听得到。

  写这篇文章之前,我视频“采访”了妈妈,母女俩还没讲多久,眼泪就流了下来,这是我自己不管怎样都没法解释和安抚的情绪。

  我快29岁了。如果我有一个女儿,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这样,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,日复一日地为女儿的一个“兴趣”辛苦奔波。

  在视频里我数次想对她说:这么多年过去,我明白,自己最终收获的,远比曾经付出的多。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

  话刚到嘴边,我就哽咽了。(文/沈泽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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